王之卓：中國攝影測量與遙感之父

發布日期：2018-05-02 00:00 瀏覽量：2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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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武漢大學信息學部碧波蕩漾星湖東濱綠蔭懷抱、蜚聲中外的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門廳，一尊塑像面帶慈祥的目光含笑歡迎你，這尊飽含學識和儒雅氣息的塑像就是當代中國攝影測量與遙感之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國家一級教授、原測繪科大名譽校長王之卓。1998年，他曾以九旬高齡摘下第七屆陳嘉庚地球科學獎。陳嘉庚獎是中國科學最高獎項之一，由中國科學院學部負責評選。主辦者還多次表示要把它辦成中國的諾貝爾獎。事實上陳嘉庚獎的頒獎儀式就是模仿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進行的。
　　頒獎大會在陳嘉庚1918年創辦的南洋華僑中學舉行，新加坡前總統黃金輝、陳嘉庚家族代表、中國駐新加坡大使以及許多國家駐新加坡使節出席了頒獎儀式。
　　在獲得此次獎項的八位院士當中，年近九旬的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名譽校長王之卓院士是最年長者。他鶴發童顏，壽眉下慈祥的雙眼神采奕奕。
　　獅城對他來說似曾相識。60多年以前，他曾兩度乘遠洋海輪途經馬六甲海峽停泊此港。第一次是1934年夏，他和考取第二屆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一行26人同舟赴英，輪船途中曾停靠新加坡，那時他才24歲。第二次是1939年夏，他學成歸國。與伴讀的發妻齊嚴淑攜5歲的長女和剛誕生不久仍在襁褓中的次女，風雨同舟，回返抗日烽火中的祖國，共赴國難。
　　他是中國第一位獲得工學博士學位的航空攝影測量學者。
　　他又是罕見的德國柏林工業大學“金博士”。1989年2月，為了表達對他以及他為科學，特別是為攝影測量與遙感所作的貢獻，聯邦德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專門為他獲得博士學位50周年舉行了慶祝活動。柏林工業大學授予他“金博士證書”，專門出版了《王之卓教授金博士紀念冊》。
　　他還是國際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終身“榮譽會員”，早在1938年就參加了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的國際攝影測量學會第五屆學術討論會。50年后，1988年7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第十六屆大會上，他榮獲該學會授予的“榮譽會員”證書，成為全世界獲得該學會這一殊榮的在世七位國際著名學者之一。
　　他也是當代中國測繪事業的開拓者之一，為此他奮斗了60多個春秋，碩果累累，桃李滿天下。
　　早在半個世紀以前，他就和夏堅白、陳永齡合著了一整套四部測量學大學教科書——《航空攝影測量學》、《測量平差法》、《大地測量學》、《實用天文學》，對新中國測繪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后，他以古稀之年編著出版了《攝影測量原理》一書，榮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和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1986年他在77歲高齡時又編著出版了《攝影測量原理續編》，獲全國優秀測繪科技圖書一等獎。這兩部文獻代表了中國攝影測量科學水平的專著，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90年5月，他以81歲高齡又編著出版了長達近百萬字的科學巨著《攝影測量原理（帶遙感）》英文版，向世界各國展示了中國攝影測量與遙感的最新成就與發展，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1992年10月，該巨著榮獲中國國家教委頒發的全國高校出版社優秀學術著作特等獎。德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主席、卡爾斯魯厄大學漢斯—皮特·貝爾教授讀了該巨著之后在德國《攝影測量與遙感》雜志上著文評論：“幾乎沒有人能夠相信，這部長達92萬字的權威性的經典著作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著作的內容是該領域的核心部分，作者又是在81歲高齡完成的。”
　　1928年春，王之卓19歲，風華正茂，正在江蘇南通中學讀高三。這一年舉辦了全國中學生英文作文競賽，他欣然參加，揮筆寫下英文作文《一個青年人應確立在他的一生中為什么而奮斗？》，文章被選入《1928年全國中學生英文成績》一書，由世界書局出版。
　　同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被上海交通大學錄取，1932年畢業時成績全校第一名。
　　1934年，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副董事長、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等為振興中國科學事業用庚款選派第二屆公費留學生，王之卓被錄取。
　　1934年7月，王之卓和其他25名同期留學生一起乘海輪從上海起航，經香港、新加坡穿洋過海。在20多天遠航中，王之卓常在甲板上眺望東方，心中充滿了對祖國的思念和摯愛……
　　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文明史，古代曾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四大發明對世界文明進步起了偉大作用。中國古代測繪成就卓著，曾長期居于世界前列。相傳公元前夏代《九鼎》乃是體現測繪技術的原始地圖，西漢司馬遷《史記·夏本紀》中生動描繪了4 000多年前夏禹治水的測繪情景：“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海輪破浪西行，王之卓撫今思昔，心情激動而又復雜，像大海的波濤一浪高過一浪，他深知任重而道遠，堅信乘風破浪會有時……
　　1934年8月，船抵法國馬賽港。爾后，王之卓等越過法國本土和英吉利海峽，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學習。
　　初臨霧都倫敦，只見煙霧籠罩著海港、倫敦塔橋、圣保羅教堂、托盛爾城堡、白金漢宮、泰晤士河。王之卓無心觀賞這大英帝國首都，苦苦地尋找安身住所，竟屢遭英國房東的蔑視；弱國、鴉片戰爭、庚子賠款的恥辱再一次震撼著王之卓。
　　王之卓等四人進入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土木系，他們憋著一口氣苦讀一年，獲得了文憑。但該校測量課程很少，土木系里只開點地質課，搞些地質實習。那時，德國的測量科學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王之卓與陳永齡、夏堅白想轉學德國，但規定他們只能在英國學習。
　　正當此時，恰巧李四光應英國皇家學會邀請來講演中國地質學。在李四光的鼎力幫助下他們如愿轉國求學。
　　1937年7月，王之卓獲得了柏林工業大學特許工程師職稱并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他被德國攝影測量科學家拉赫曼教授選為其博士研究生，主攻航空攝影測量學。
　　1939年2月9日，王之卓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獲柏林工業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利用立體測圖儀進行空中三角測量時系統的比例尺及交向誤差的影響》得分為最優秀。直到50年后柏林工業大學授予他“金博士證書”儀式上，當代國際著名攝影測量與遙感學者、德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主席阿克曼教授，對該博士論文仍有很高的評價。
　　進入而立之年的王之卓終于結束了他的求學生涯，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工學博士的航測專家。他歸心似箭，辭別博學而又正直的導師拉赫曼教授和同學好友，扶著懷孕已八個月的妻子，攜著年僅五歲的女兒，踏上歸國萬里路。1939年4月8日，歸國途中，他的次女守范出生在花都巴黎第十四區一家醫院里，法國護士小姐還給其取了個法國的名字——“西蒙娜”。隨后，王之卓又挈妻將雛乘東方快車到水城之都威尼斯登海輪，遠渡重洋經新加坡抵香港，回到處在抗日烽煙中的祖國。
　　回顧60年前拿到博士學位就選擇了回國，王老對筆者堅定地說：“始終覺得回國是理所當然的事，從來就沒有想過會留在國外。”
　　1939年8月，王之卓回到闊別五年之久的祖國。
　　此時，陳永齡、夏堅白也在昆明，分別任教于西南聯合大學和同濟大學（由上海內遷至昆明）。他們三人開始合編一套測量學大學教科書。
　　王之卓是喜歡讀書搞研究的人，抗戰勝利后，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學任工學院院長。他認為，“學問和經驗本來是沒有窮盡的，培植一個青年工程師，一半靠學校，一半靠社會和事業實踐”。
　　在教學實踐中，王之卓深感教材的貧乏是一大問題。為了彌補我國測繪教材的奇缺和落后，促進我國測繪教育的發展，他與夏堅白、陳永齡把心血傾注在測量學大學叢書的編著與修改上。其中《航空攝影測量學》總結了中國航測自20世紀30年代起步以來的經驗，概括了三四十年代國際攝影測量先進的理論與成果，為此他付出了更艱辛的勞動。但三人合編的這部教科書以及《測量平差法》、《大地測量學》、《實用天文學》這一套測量學大學叢書，僅出版了《測量平差法》，其余三部卻難以出版……
　　1948年夏，國民黨政府從挑起內戰走向全面崩潰，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之職竟無人問津，38歲的王之卓毅然出任上海交大校長，在困境中勉強維持局面，暗中保護進步師生，反對軍警特務來校逮人，組織護校應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他與同濟大學校長夏堅白等五位大學校長又巧妙擺脫國民黨當局脅迫，堅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為新中國奉獻出一個完好的上海交大，保留了珍貴的人才。
　　“雄雞一唱天下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之卓響應上海軍管會號召，熱忱投入“復課復業”工作中，擔任了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校務委員會常委。兩年前編就的《航空攝影測量學》迅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之卓預感到振興中華測繪事業的宏愿即將實現，工作格外起勁。他與陳、夏三人合著的《大地測量學》、《實用天文學》也陸續出版發行，《測量平差法》重新印刷。這一整套四部測量學大學教科書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全部出齊，彌補了我國測繪教材的奇缺，受到測繪工作者熱烈歡迎，促進了新中國測繪事業的發展。
　　王之卓清醒地看到：建設新中國急需測繪人才，舊中國留下的測繪人員以及成果成圖，遠不適應新中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作為一個航測專家，擔子不輕啊！他勤勤懇懇，忘我地工作。1951—1952年，相繼發表了《關于導線平差計算的討論》、《介紹幾種簡便的測量平差方法》、《內對光測量望遠鏡的優點何在》等論文。又合著出版了《測量實習》、《測量工程師手冊》、《平面測量教程》等教科書。
　　1952年，國家進行了第一次高校院系調整，新設了一批工學院，以適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需要。王之卓被調往青島，參與創建青島工學院。該校設立了兩年制工程測量專修科。他被任命為該校教務長，與全校上下齊心協力艱苦奮斗，在短短四年里為國家建設培養了近千名急需的人才。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王之卓仍堅持講授航測和測量平差等課程，鉆研航測理論與技術。他看到蘇聯的攝影測量理論有特點，特別是分工法加密對測繪幅員遼闊的國土十分重要，于是就刻苦學習俄文，翻譯蘇聯的航測文獻，與人合譯出版了蘇聯斯基里多夫所著的《立體攝影測量學》，率先在我國介紹了蘇聯的攝影測量理論。該書成為我國五六十年代高等院校航空攝影測量主要教科書之一。1955年3月，新中國第一種測繪刊物《測繪通報》創刊，他應聘為編委并在創刊號發表了《航空測量在經濟建設中的應用》一文。他呼吁：
　　“為了今后的發展，首先我們應該有一個統管經濟建設測量工作的總的機構，航空測量工作更是需要有統一的領導。”
　　“航空測量學術與事業的發展前途是很廣闊的，這就需要各方的大力推動和全國測量人員的共同努力。”
　　為滿足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急需，黨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來發展測繪事業。1955年春，國務院決定集中全國有關高等院校的測繪專業創辦一所民用測繪高等學校。
　　王之卓擔任了武漢測量制圖學院籌委會委員，參加了籌建武測和測繪學會的工作，負責籌建武測的航測與制圖系，還兼任同濟大學測量系航空攝影測量研究生的導師。在繁忙的院系調整和教學工作中，他堅持工作不放松，1956年5月為同濟大學首屆科學討論會提交了題為《根據同濟大學航測實驗成果作1∶5 000及1∶25 000比例尺平面圖時，擴展平面攝影三角測量各種方法的精度分析》的學術報告，深刻研究了各種方法在不同條件下的應用，找到了如何在制圖時選擇加密平面點位的方法，推導出一些新的實用公式。蘇聯航測專家稱贊，該報告具有重大的科學和生產意義。
　　1956年9月1日，武測建成開學，王之卓是首任航測與制圖系系主任。他欣然在武測院刊創刊號上發表《向科學進軍》一文，強調：“向科學進軍老喊口號是無濟于事的，這是一個較長期而艱苦的工作，它要求有安靜的環境，要能夠很好地支配時間和創造性進行科學研究的條件。我們應該注意保證教學人員有自由支配的時間，精簡不必要的會議和添置必要的圖書及實驗室的設備。”
　　國家測繪總局成立后，統籌安排了我國的航測業務，領導幾個測繪分局開始用航測方法測繪國家基本比例尺地圖。實際工作中在微分法成圖方面使用的是蘇聯的方法。王之卓對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相對定向元素之計算，深入進行了研究，發現蘇聯用于山區的“瓦洛夫公式”有不足之處。他重新推演提出了新的解算公式，發表了題為《起伏地區航攝像片相對定向元素解算公式的研究》一文，并提交當年在北京召開的中蘇朝蒙越五國測繪科技會議。實踐證明，他提出的新解算公式之精度優于“瓦洛夫公式”。同年，王之卓又在《偶然誤差累積的系統現象及其在攝影測量中的應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偶然誤差累積的規律。這些理論對提高我國航測成圖的精度和縮短成圖周期起了重要作用。
　　為推動航測專業發展，從建校之初王之卓就狠抓教材建設。根據我國航測理論與生產實際，結合自己科研與教學的經驗，他重新主編了《航空攝影測量學》一書，成為高等學校航測教科書。
　　在抓好教學管理的同時，王之卓親自給本科生授課，做研究生的導師。許多學生聽了他講課之后深深地愛上了航測專業。他常常晚間去學生宿舍答疑，幫助學生消化課堂講授的知識，冬天有時下雪路不好走，他就要小女兒打著手電筒陪同；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哪怕有的十分幼稚，他也總是耐心講解，循循善誘。
　　1958年9月，受國家測繪總局派遣，王之卓出席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測量勤務會議，與匈牙利測繪學會建立了深厚的學術友誼。1960年2月，他又參加了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有關青藏高原測圖問題的中蘇會談。利用這些出國機會，王之卓盡可能了解世界的科技動態，從中探索攝影測量科學的發展方向，促進我國航測科研、教學與生產。
　　他為當時的研究生制定了六大研究方向，即電子模擬測圖儀（后來的解析測圖儀）設計、縫隙糾正儀設計、自動立體測圖研究、電子計算機在航測中的應用、靜電攝影與攝影影像質量評定。這六大研究方向實際上是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國際攝影測量科學的發展方向，而他正是這些研究課題的倡導者與帶頭人。他相繼發表了許多高水平的學術論文，推進了攝影測量的理論，促進了我國航測事業的發展。
　　1969年11月，武測被撤銷，中科院測地所被改名為武漢地震大隊，武測師生在農村“學農”中被遣散。不少人覺得前途渺茫，紛紛處理專業書和外語書，王之卓卻悄悄叮嚀大家不要丟掉航測專業、不要丟掉外語。他含著淚與老友夏堅白及師生們分別時總重復著一句話：“后會有期……”
　　王之卓被分配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改行刻中文講義蠟紙。那時體力勞動是“再教育”的必修課，他年逾花甲也得下湖挑塘泥，張鐵生式的人物還別有用心給他多裝，咬咬牙，他堅持挑……此外，還得和“牛鬼蛇神”們一起學習。
　　這時候，原武測第一任人事處長楊堅調來任水電學院政工組負責人。這位當年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的女戰士了解王之卓和他的專業，暗中保護著他，經常用一張“婆婆嘴”替他說話：“不應該讓王之卓這樣年過花甲的老人干過重的體力活。他外語挺好，刻中文蠟紙可惜了，是否可以教外語？”
　　王之卓的處境逐漸得到一些改善，他被調到外語教研組。楊堅希望他能在教外語的余暇接觸一些他心愛的航測外文資料，這是對他最大的安慰。
　　通曉幾門外語的王之卓給工農兵學員教公共英語，他頭天晚上重溫國際音標和語法，第二天再上課堂教學員，講得生動風趣，深受學員們歡迎。同時，他還被指定兼管教研組賣飯票、管互助金等瑣事。這位國內外著名的航測專家從未干過這些，卻干得十分認真。他那種一絲不茍的勁頭，深受人們敬佩。
　　“位卑未敢忘憂國。”環境稍有改善，王之卓就又默默清點自己的專業書籍，收集航測外文資料，但卻苦于不了解國際航測新動向。王之卓冒著被扣上“階級斗爭新動向”的罪名和第二次被打倒的危險，從老友方俊（后亦為中科院院士）那里借來外國文獻資料，回到家中研讀，作了大量讀書筆記。此時的王之卓正如我國古代愛國詩人屈原《離騷》詩句所述：“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1973年春，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我國測繪事業開始復興。1974年，王之卓回到重建的武測，在逆境中他所聚集的力量開始發揮。他將個人處境置之度外，為航測系制定了解析空中三角測量、近景攝影測量、攝影測量自動化、數字地面模型、遙感及其應用等新的五大研究方向，并擔任這些課題組的指導，親自撰寫某些研究方案。
　　為了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王之卓挑起給全系教師補授業務課和講授航測新技術的擔子，義不容辭重新組織學術梯隊向科學進軍。我國航測科學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斷裂帶”被王之卓銜接起來了。
　　1975年，他主持了“航帶法區域網電算加密”的研究，編制的《航帶法區域網平差程序》是我國最先編制出來的航測軟件，為推動我國航測領域應用電子計算機發展航測生產作出了貢獻。該項成果多次在全國性的培訓班推廣，成為我國航測生產的主要方法。
　　王之卓還開設了“航測新技術”專業課程，編著了《航空攝影測量補充講義》。應國家測繪局要求，主編了《航測儀器資料匯編》一書。多次走出校門到全國各地講學，介紹航測新技術……在教學和科研實踐中，他的思想境界達到了新的高度。
　　1977年出席了湖北省科學大會。不久，先后被選為湖北省科技先進工作者、全國測繪系統先進工作者、第四屆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第五屆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科學的春天里，王之卓意氣風發，他決心編著一部《攝影測量原理》，滿足我國攝影測量事業發展的緊迫需要，攀登攝影測量科學高峰。
　　為編著《攝影測量原理》，王之卓全力以赴、夜以繼日。他告誡自己：“脫離了科研與教學實踐，閉門著述是寫不出有用的書的。”在教學科研之際，他“有什么體會就寫下來”，裝進自己寶貴的“資料袋”，積累了大量寶貴資料。他深深懂得：“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在編著過程中，他參考武漢測繪學院、解放軍測繪學院等單位的教材，提煉自己四五十年來教學科研的結晶，吸收我國航測生產經驗的精華，博覽當代國際攝影測量學科重要文獻。
　　武漢的夏天酷熱難忍，當時又無空調，汗水濕透了背心，痱子爬滿了胸膛，都擋不住他演算！冬季寒風刺骨，他穿起棉大衣圍著圍巾撰寫，手凍僵了搓一搓，腳凍麻了跺一跺！艱苦的著書，磨煉著人的意志，步入古稀之年的王之卓感到其樂無窮……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王之卓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輕了。他意識到一個新時代開始了，加快了編著《攝影測量原理》的步伐，要把一顆赤子之心融于這部著作，獻給新中國誕生30周年大慶。馬克思說：“有才智的人總是被一條無形的線和人民大眾聯系在一起的。”王之卓教授的寫作得到了師生的支持，人們盼望這部專著盡快問世。1979年年初，他終于寫完了全書的手稿。學院動員了十幾人幫助他整理和謄正原稿……
　　在舉國歡度新中國成立30周年的盛大節日里，測繪出版社出版了《攝影測量原理》這部長達60萬言的專著，年已古稀的王之卓教授給共和國獻上了一份厚禮！這部專業化程度極深的著作，迅速成為我國攝影測量教學、科研、生產的重要參考文獻，榮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1979—1981年度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
　　對此，王之卓卻說：“這本書還有許多不足，受到獎勵是不安的。這本書我還準備再修改幾次，爭取將有較高水平的東西留給后人。”
　　1980年10月，王之卓重新被任命為武漢測繪學院副院長。11月，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這時他已年逾古稀。他常常說：“回想自己幾十年，走的過程不覺得，到老年一想，時間過得真快，光陰丟掉太可怕，分秒不能放松！”
　　如何實現攝影測量自動化，這是國際測繪界關注的重大課題。王之卓高瞻遠矚，在中國率先提出發展“數字攝影測量”。早在20世紀70年代他就多次指出中國的攝影測量自動化要走數字化道路。1978年提出了“全數字化自動測圖系統的研究方案”，這是一項難度極大、方向性極強的研究課題。在確定這個課題時，一些人認為起點太高，國際上還沒有成功的先例。
　　王之卓教授力排疑議，他說：“全數字化自動測圖，將是測量界一次方向性的變革，全世界都將走這條變革之路”；“當前是能量極大的數字計算機處理，因此，就有條件把所有測制地形圖的過程盡可能地改成計算的公式”；“不能甘心保持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不能總按照人家走過的路去爬”；“如果我們不下功夫研究，將來勢必落后。”在方案中，王之卓明確指出：“將來的攝影測量將完全為數字測量系統所占有，在當前的遙感技術中……其原始資料本身就是已經數字化了的，這就更適合于這種全數字化的自動測圖系統”；“最終信息數據的存儲方面總得走向數據庫一途。”他為我國展現了攝影測量學科發展的總趨勢：數字攝影測量—遙感技術—空間信息系統。在他的堅持下，1980年該項目被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經過多年艱苦努力，在他直接指導下，以張祖勛為首的課題組解決了攝影測量由模擬與解析向數字攝影測量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技術問題，使數字影像匹配這一國際上急需解決久攻未克的難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利用該成果研制的“全數字化自動測圖系統軟件包”，創造性地運用了跨接法、松弛法和一維動態規劃進行二維整體匹配，使影像匹配速度創下世界最高點——每秒200點，并達到實用化要求。該項目榮獲1988年度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94年獲第六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992年起，課題組又將該項目進行產業化和國際化，至1998年春，研制的“數字攝影測量工作站——VirtuoZo”已經商品化和國際化，由澳大利亞VSI公司和全球20多個代理商進行國際銷售，已成為中國唯一的躋身于當今世界四大同類軟件產品之一，實現了我國測繪高科技產品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的理想，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至1998年又研制成功數字攝影測量系統VirtuoZo微機版本，經國家級鑒定，該產品能滿足當前數字高程模型、數字正射影像圖、數字線劃圖生產的要求，可以在測繪系統推廣，用于大規模的數字化測繪生產。
　　1978年以來，王之卓瞄準本學科發展動向，及時進行專業改造，使學科建設適應信息時代的需要。
　　為發展我國測繪事業，王之卓在考察訪問西歐期間，應邀在德國法蘭克福應用測量研究所作了《中國的航測》學術報告，針對當時我國測繪界普遍把攝影測量與遙感分隔開的現象，明確指出：“攝影測量也可理解為遙感技術的一個分支”，“我們要充實這方面的知識。”他認真考察了國外測繪部門中遙感發展狀況，回國后立即寫出考察報告，系統論述了攝影測量與遙感密不可分的關系，指出了航測與遙感的發展方向，并提出測繪科學為環境科學服務，對我國測繪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之卓呼吁：“在教學中首先要考慮，在航測專業里增加遙感的科學知識，在武漢測繪學院增設遙感專業，恐怕是應該提到日程上來。”1980年，武測航測系成立了遙感教研室，開設了“遙感技術基礎”、“遙感圖像的幾何處理”、“數字影像處理”等課程，開展遙感技術應用方面的研究。
　　王之卓緊跟世界高新科技的發展，明確提出了測繪科學內部各專業向綜合發展的趨勢，提出“人工智能”與“專家系統”在測繪中應用以及“影像信息學”等問題。這些論述對我國測繪科學的發展已顯示出啟迪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王之卓不顧年事已高，活躍在國際攝影測量與遙感界，享譽寰球。
　　面對著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技術革命浪潮，王之卓頭腦十分冷靜，他說：“現在科學技術發展很快，不跟就要落后。所以，我還要補課，還要打基礎。”他“老而好學”，研究前人的遺產，真誠地對待新的知識。為了更好地運用外語工具了解世界測繪學科動向，不論在什么地方，他每天早上都堅持讀外語；盡管青少年時代已掌握了英、德、法文，新中國成立初又學會了俄文，但仍追求精益求精。作為老一輩科學家，他更加感到“光陰丟掉太可怕”。在會議間隙，在旅途中，在嘈雜的環境里，他手不釋卷，擠時間學習。他生活簡樸，最大的樂趣是啃專業書，最愛說的話題是測繪科技，最樂意去的地方是圖書館。師生們經常看到，他進閱覽室讀書查資料，一坐就是半天；每當換書或翻書時，總是輕輕的，很怕影響其他讀者和損壞了圖書；查閱完畢，又耐心地一本本按類按號放回書架上。
　　1984年朝夕相處的老伴不幸逝世后，學校黨委十分關心王之卓院士的生活，按照有關規定予以照顧。王之卓卻說：“我自己生活上的事，能自己解決；工作上的事，不必為我派專人，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是我的助手。”
　　王之卓教授把同他一起工作的中青年教師、研究生都看成自己的助手，對他們身教言傳。他常常說：“對這些助手，我的方針是：為他們創造條件，放手讓他們做，讓他們自己成長；我幫助他們，提倡議、出主意，和他們一起討論，還要向他們學習；說指導者什么都懂，一切都比別人行，我不信。”在他的指導下，助手們取得了突出成就。有的助手在論文發表時寫上王之卓的名字，他都毫不例外地刪去。他虛懷若谷，見別的同志有獨到之處，就異常高興，不論其年紀大小、學位職務高低，都一再求教。他常說：“如果有什么王之卓學術思想，就是不斷地向我的學生們學習。”
　　王之卓教授對下一代的培養已超出了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的范圍。經他幫助指點科研方向、審定課題、查詢資料、解決疑難、批改論文的人不可勝數，素不相識的人來院求教，他都親自答復。他“愛才、育才、不忌才”，盡管他的時間很寶貴，但用在這方面卻毫不吝惜。他一直認為，幫助別人解決問題，自己也會有所收獲。
　　他“愛才、育才、不忌才”，把其研究生、同其一起工作的中青年教師都當作助手，言傳身教，為我國培養出一批批學術帶頭人，組成了四代同堂的老、中、青三級學術梯隊：中科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李德仁、中國工程院院士劉先林、中國工程院院士張祖勛、國家測繪局副局長（前總工程師）楊凱、國家測繪科學研究院院長林宗堅、國家測繪信息中心主任陳軍、國家長江學者首批特聘教授龔健雅、國家長江學者第二批特聘教授潘和平，等等，都曾是他的學生和助手。他常說：“如果有什么王之卓學術思想，就是不斷地向我的學生們學習。”除了助手和學生們之外，經他幫助指點科研方向、審定課題、查詢資料、解決難題、批改論文的人不可勝數。他始終認為，幫助別人解決問題，自己也會有所收獲。
　　他一生豁達大度，清氣若蘭；寧靜淡泊、勤勉認真。武測重建以來筆者曾多次采寫他，王之卓總是說，“我做了一些事，是應該做的。對我個人贊揚之詞，我愧不敢當，我認為都應該刪去”。20多年前筆者最早一篇通訊曾寫有“王之卓公式”，被他閱稿時劃去，但有關領導審稿時又加上了，他再審稿時用廢日歷紙寫來便條：“徐興沛同志，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了！”后來筆者為《中國科學家傳略》著文《王之卓傳略》，他審閱后寫出便條：“我看過有關我的傳略，很感謝撰稿人為此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我做了一些批注及改動，主要限于事實方面；至于對我個人過分贊揚吹捧之詞，我愧不敢當，我認為都應該刪去，例如什么‘航測元勛’、‘轟動西歐測繪界’之類”。
　　他曾多次將所獲各種獎勵金捐給學校，如1982年所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獎金、1988年所獲全國高校優秀教材特等獎獎金、1993年所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獎金，等等。1994年湖北省老區、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成立，作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與省委、省政府領導一起率先垂范，捐資800元。1996年4月，他聽說學校師生“捐資修路迎校慶40周年”，責怪道：“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告訴我？”他捐出2 000元，“表達一個老武測人的心意。”1998年獲陳嘉庚地球科學獎后，他又捐5萬元設立貧困大學生獎學金。他常說：“國家給了我這么高的待遇，我老了，要這么多錢干什么……”
　　《經濟報》記者曾問他：“當年你沒有去臺灣，而留下來的這幾十年里，挨了不少整，吃了許多苦。從事業發展上講，你是否后悔過？如果去臺灣或者國外，你在事業上的發展會更大嗎？”
　　他認真想了想回答：“在日本京都，我碰到20多位臺灣學者，其中不少是我的學生。我看我們的航測科學發展水平，比他們還是更高一些”，“不管政治怎么安排命運，我只想社會會進步，會往好處發展，要搞好自己的事業。” “我們學測量的人，在本身學術方面立定了基礎之后，還需要有推動事業的認識與精神。”王之卓的這些話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測繪工作者。
　　1983年在他75誕辰前夕，他曾噙著淚花對來祝壽的師生代表說：“我從1934年到現在，50多年基本上沒有離開測繪事業……測繪事業在國家建設上應更加引起重視，但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夠；在國際上應占重要地位，但我們卻沒有做到。遺留的大問題，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我75歲不放松！ ”此后直至90華誕，耄耋之年他老當益壯，爭分奪秒為我國測繪科學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1998年12月16日，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在帥府餐廳舉辦慶祝他執教60周年暨90誕辰慶典盛會，面對中外學者、來賓和八方來的賀電賀信他深感不安，在會上致答謝詞回顧從青年時代以來走過的路，特意引用高爾基的話與大家共勉：“世界上最快又是最慢，最長而又是最短，最平凡而又是最珍貴，最容易被忽視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時間！”期望中青年一代珍惜光陰，充實知識，把自己的才智獻給祖國。筆者觸景生情，欣然填詞一首：
　　沁園春賀王老之卓院士九秩華誕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武漢
　　帥府餐廳，花艷燈紅，滿掛賀聯。喜群英紛至，芬芳桃李，眾賢齊聚，幾代同歡。遙感航天，敦教修學，測繪高峰奮勇攀。宗師樂，度九旬華誕，益壽延年！
　　“科教興國”壓肩，跨世紀人才猛著鞭。惕白駒過隙，宏圖初展；創新開拓，四化可觀；業業兢兢，勤勤懇懇，科技高新再向前。希泰斗，仍老當益壯，頭雁領先。
　　2002年5月18日6時20分，93歲高壽的王老含笑辭世，他的身后，大批學科帶頭人挑起重擔，繼續他的遺志奮勇前進！